北京大爷，就是你要帮他，也要表示出求他的意愿，人家怕跌份。“好吧，小伙子，就这公交站，您愿扫几下就几下，我把老伴的任务完成，就自己来。”
我一边扫一边问到：“大爷，您任务不是政府给的吗？怎么还有大婶的事？”
“喝这水”老爷子骄傲地摇了摇手中的杯子，说到：“老伴每次在我出门前，都要给我泡一杯这个水，嘛呀，就是点蜂蜜桂元，说是补气的，我这身体，吃嘛嘛香，要补嘛。老伴的任务，不完成不行，不喝倒掉，浪费了不是？”
我一边扫一边听，突然升起一种感动来。“大爷，大婶对您可真好，您这好身体，还不是大婶照顾来的？”
“嘿嘿，那倒是。您别说，她别的没啥，就是给我搞的吃的、喝的，合我口味。”
在大爷的骄傲中，我努力把扫地的姿势搞得很正规，把在部队学到过的扫地技巧，轮着运用了一遍。
“好把式，小伙子，没少扫地。”
“向您学习呢，大爷。”
“我有什么好学的，小伙子，看你也是个体面人，咱爷俩有缘，在这大半夜的，我们在街头碰上了。”
“那是我有福气，大爷，大婶对您这么好，您是个有福气的人，我靠您，沾点福气呢。”
“小伙子，真会说话。唉，我哪算有福气哟，您大婶净跟我吃亏了。”
当他把保温杯里的水喝完，我把公交站也打扫完毕了。洒水车还没来，大爷还不能走，他要等洒水车过了后，用抹布清理掉车站广告牌、站牌、不锈钢凳子上的泥点，才算完成任务。
大爷陪着我，讲述了他们的故事。当年，他们上山下乡，也是在农村吃过苦的。按大爷的说法，他们从北京到农村，实际上是两重负担。
第一，自己不会做农活，是给自己负担。一切从头学起，那叫一个艰难。第二，给当地农民负担。农民本来人多地少，多了这么些知青吃饭，农民还要从口粮内匀出一口饭。
后来，国家政策允许回城，找了一个工作，算是街道工厂，但没过几年，大婶也是那时候娶的，都是回城的知青，有共同语言。
街道工厂干了十来年，厂子倒闭了，两口子都下岗了。
“那时候是真难啊。我两小子上学，我两口子没收入，咋办？求政府帮助，政府安排我扫地，算是有份收入。老伴在街上炸油条做过，在餐饮帮忙做过，啥活没干过？好不容易两小子长大了，结婚生子，各立门户，我们日子也算轻松了。”
我问到：“大爷，按年龄，您也该退休了啊？”
“算政府好，我老伴也有社保，有退休工资。我也退休了，但是，还是闲不住。本来，我身体好，还可以干。毕竟，按承包面积，我每个月还可以另外多拿三千元钱，可以给小孙子们买些东西不是？您大婶，平时照顾我，到了双休日，孙子们来了，那就是她最开心的时候了。我两儿子没多大本事，但住得也不远，工作还算一般。我们这年龄了，也不图啥，亲人们都在身边，就圆满了。”
“大爷，您真幸福。”
“小伙子，那看您怎么比。要跟我们年轻时受过的苦比，今天过的日子，是我年轻时做梦都想象不到的。这是真好啊。但是，只要看到我家那两小子，跟您比，身体、精神、谈吐都比不上。看您的样子，也是挣了钱的人，比我家那两个强多了。唉，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啊。”
说完，就听到酒水车的声音传来，我们赶快躲到一边。
当洒水车远去，我继续用扫帚清扫下水道地漏边的湿土，大爷用抹布擦那些站牌和广告板。此时，大爷的感叹回响在我耳边，他把我与他的儿子们比。
但是，这可比吗？我比他的儿子们差多了。他们可以天天看见自己的父母，而我，却已经没有了父母亲。
大爷干完他的工作，想客气地陪我一会，我谢绝了他的好意。看着他扛着扫把，心意意足地远去，我感伤到：他有，我没有的东西，目的地。
第一班车是五点半到站的，我还不能回去，妍子在打坐吧，爸妈还没起来。人们从四面八方冒了出来，在公交站汇集，那车门一开，上上下下的，也有人盯着我看。
也许在看我的目光中，有人在猜。这个人是在等哪路车呢？这个人衣着光鲜，浑身名牌，是坐公交的人吗？或许还有人在猜，这该不会是被老婆赶出来的吧？或许，有人往好的地方想：他就是在等人，接人什么的。
我不怕受人白眼，我不怕有人猜测。我本身就是这样的人，没什么好解释的。我是一个流浪的，没有目的地的人。
我甚至还有点喜欢别人的猜测，或许还有人在我身后指指点点。起码，这种暂时的留意，也是一种淡淡的关心。
我独自坐在那公交站，那看似冰冷的不锈钢，已经被我坐得发热，但我还没到时间。人群来来往往，充满了烟火气，这正是我需要的。
每个人都是过客，一如这一车的上班、上学的人。他们乘坐的是公共汽车，比不上我的小车舒适自由，但起码，有人气。
此时，我体会到，一个人在深夜的孤独，你是可以把它打扮成高尚来看的。你可以奔放你的思维和情感，然后整合出一些理论什么的。
但在人群中的孤独，思想和感情是碎片化的，如同支离破碎的自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