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宋朝国库空虚，根本无法增米价，唯一可行的只能依靠发行纸币。纸币的大量发行造成了货币的严重贬值。正当贾似道被造楮、和籴、军饷供应等问题搞得焦头烂额之际，知临安府刘良贵、浙西转运使吴势卿先后向他献上回买逾限田亩为公田之策，并很快得到贾似道的赞同。在贾似道的指使下，殿中侍御史陈尧道、右正言曹孝庆、监察御史虞虙和张睎彦合奏要求推行公田法，他们说：“限田之法，自昔有之。置官户逾限田，严归并飞走之弊。回买官田，可得一千万亩，每岁则有六七百万石之入，其于军饷，沛然有余。可免和籴，可以住楮弊，可以饷军，可平物价，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兴，实为无穷之利。”
这里所言“五利”，若执行得法，确实不是一句空话，除此之外，尚有可以缓和土地兼并一利，为防止反弹太大，奏疏中有意不加言明。
但是，推行《公田法》直接影响到众多官僚地主的切身利益，“可安富室”，只不过是从减轻过重的和籴而言，至于要廉价购买逾限之田，对他们来说简直有剜肉之痛，必然要进行猛烈的反对。所以开始时皇帝不免有些犹豫，只作了“然东作方兴，权俟秋成，续议施行”的内批，以图拖延时日。贾似道却以为时不待我，“愤然以去就争之”，皇帝只得再次下诏肯定《公田法》的“良法美意”，决定先试行于粮食产量最高的平江(江苏苏州)、嘉兴(今属浙江)、安吉(浙江湖州)、常州、镇江、江阴等浙西六个州，然后再推广他路。为作出表率，贾似道带头献出浙西田l万亩作为公田，荣王赵玉瑞、浙西宗室赵孟奎皆相继投献或投卖，“自是朝野卷舌，噤不敢发一语”。
贾似道推行公田法，带头投献自己的土地，想行一事而兴五利，以挽救社会危机，实现富国强兵，主观愿望完全是为了宋朝政权的根本利益，同时在公田田租的征收上也考虑到了佃农的利益。虽然它在实际上是对官僚、地主的部分土地的剥夺，在执行中也出现了一些弊病，但将它与“残酷的经济掠夺政策”显然挂不上钩。
孙珲知道，贾似道等人对《公田法》的推行是经过一番认真考虑的。首先，从地区上看，它选择了盛产粮食、当时已有“苏湖熟，天下足”之称的浙西六郡作为试点，而不是一哄而上。其次，实施条制比较严密：如回买逾限之田的起点并不低，即使后来降到百亩，仍限于中、小地主之家，远比叶适提出的30亩起点为高，对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来说，基本上没有影响。第三，对公田有一整套管理办法和奖惩制度，并适当地考虑到了租种公田农民的利益，所定租额远较私田为轻。因此，从公田法的本身而言，既有利于国家，又没有增加广大农民的负担，是利大于弊的。
《公田法》前后共推行了十二年，不仅保障了军饷供给，而且对减少和籴数量，减少纸币发行，平抑粮价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可是对于这些成就，当时的士大大从阶级偏见和个人私利出发，皆视而不见，且夸大弊端，一味加以攻击。
实行《公田法》，首先要合并诡名挟户的土地，其次是回买逾限之田，这两者都严重地损害了官僚、地主的切身利益，所以从一开始就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有一年彗星出现，皇帝下诏要中外臣僚言朝政阙失，许多官员趁机上疏要求废除《公田法》，以应天变。他们指责《公田法》“奉行太过，限田之名，一变而为并户，又变而为换田，耕夫失业以流离，田主无辜而拘系，此妖彗之所以小变也”。“公田法强买民田，贻祸浙右，自今天下无稔岁，浙路无富家矣。”，“白夺民田，流毒数郡，告、牒弃物，不售一钱。遂使大家破碎，小民无依，米价大翔，饥死相望”，并声称“识者谓异日浙西有乱，必自公田始。”虽然反对者给《公田法》按上了许多条罪状，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将“田主”、“富家”、“大家”的土地强买走了，严重地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反对者们知道，万—《公田法》在浙西六郡获得成功，有可能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样所有官僚、地主的土地就会变相地遭到剥夺，其受损害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以往的经界和限田。所以《公田法》对于宋朝整个官僚、地主阶级来说，不啻是洪水猛兽，他们反对《公田法》势头之猛烈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
此外，宋朝吏治非常腐败，朝廷所颁布的任何法令、措施，经过这些官吏之手，纵是“良法美意”，也不可能得到正确贯彻，最终会变成弊法害民。《公田法》的推行自然也不例外。
贾似道推行《公田法》后，得罪了朝中的大臣尤其是江南地主阶级，他们便纷纷离贾似道而去，使他陷入极端孤立的境地，元军南下，江南的地主们纷纷投降，与此不无关系。
贾似道推行《公田法》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为了挽救社会危机，他本人也为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果不是孙珲及时扭转了襄樊之战的结果，他很可能和历史上一样的丢了性命。
而孙珲正是吸取了贾似道推行《公田法》的血泪教训，所以这一次他采取的办法，不是象贾似道开始的那样，以他巨大的威势，将反对者“或逐去，或补外”，迫使他们“不敢言而敢怒”，使《公田法》勉强得到推行，而是让那些反对者自己进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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