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份，四川有两件大事。
一是旱灾仍旧大范围持续着。川东和川中各县，由于有周赫煊的赈灾粮救济，饥民生活情况比历史上好了许多，虽然无法统计，但至少救活了上百万人，两三百万也是有可能的。但川北、川西北和川东北，由于交通运输极为困难，灾情根本无法得到有效缓解。
二是利济财团的成立。川盐、美丰、四川、重庆、江海、川康殖业、四川商业七家银行，联合在重庆组建利济财团，目的是配合四川省政府实行烟土统制政策。
由于南京政府不断催促刘湘禁烟，四川民间舆论也要求禁烟，再加上旱灾带来的财政困难，刘湘这次终于放大招了。
以前禁烟都是征收高额烟税，越禁越厉害，现在刘湘实行烟土统制政策，就是要利用行政垄断措施，把整个四川的鸦片贸易掌控在省府手里。但四川省政府的财政十分困难，就必须依靠各大银行帮忙，从而催生出所谓的重庆利济财团。
具体做法是，商人需获得政府认购资格，从烟农手中购买烟土，再卖给烟土统收处。统收处又将烟土卖给禁烟总局，禁烟总局再派销给各地烟行，这些烟行也必须获得政府认定资格。
整个过程，烟土贸易统收、统管，烟税也设定统一标准，每年至少可以给四川省府增加3000万元的税收。
刘湘实在是被逼得没办法了，才想出这个馊主意，实际上就是让鸦片贸易合法化、垄断化。他如果不这样做，今年四川公务员的薪水都发不出来，因为农业歉收绝收，农税几乎等于零。
而四川的工业税呢？
由于南京政府搞统税政策，四川棉纱、纺织等产业税收，是直接被中央政府收取的，刘湘一毛钱都拿不到。也即是说，四川老百姓一直都有给中央缴税，中央放着四川旱灾不管，从情理上根本说不通。
利济财团正式成立的消息传出，周赫煊马上就准备兴建卷烟厂，他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赚钱。
我们知道，甘肃的鸦片极为泛滥，罂粟种植面积占全省耕地的四分之三，罂粟产出占全省农业收入的90以上。
而四川也好不了多少，早在晚清年间，四川鸦片产量就占全国的37，为当时中国鸦片生产第一大省。到30年代中期，四川罂粟种植面积已达2000万亩，占全川耕地面积18.8，虽然比例没有甘肃高，但鸦片产出却远胜于甘肃。
这也是四川发生饥荒的原因之一，全省将近五分之二的土地拿来种鸦片，粮食产量怎么可能得到保证？
周赫煊顺手就在重庆和宜宾，分别建设一座卷烟厂，希望引导鸦片种植者改种卷烟。
虽然都是烟，但至少香烟的害处，远没有鸦片那么大。
在一般情况下，罂粟可以带来巨额利润，烟农基本不会选择种植卷烟。但现在刘湘玩鸦片统制，提高了鸦片生产的门槛，必然压低鸦片产销利润，想必那些无法得到省府认证的烟商，愿意伙同烟农跟周赫煊做卷烟生意。
同时，周赫煊还购买了5000亩无主荒地，召集饥民帮他种植粮食。这些饥民作为佃户，由周赫煊提供种子和耕牛，第一年需要上缴两成收入做佃租，以后逐年递增，种满五年直接把土地送给佃户。
四川作为战时大后方，光种鸦片肯定不行，以后不知道粮价会涨到什么地步，周赫煊只能略尽绵薄之力。
有时候，周赫煊感觉非常荒诞，他一个文人兼商人，做的却是政府该考虑的事情。
唉，这个政府迟早要完。
说的不是四川省政府，而是南京国民政府，抗战期间发国难财的不知凡几，四大家族甚至带头这么干。
历史上，100法币可以在1937年买2头牛，到1938年只能买1头，到1941年变成买1头猪，1943年只能买1只鸡，1945年就只能买1条鱼了。
抗战期间，盐糖、火柴、卷烟、棉花等生活物资，全都实行国家专收专卖，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战争需要嘛。但这种物资专卖，却成了官商勾结的谋利手段，如果周赫煊不拉权贵入股的话，他那些工厂估计会被挤破产。
2月4日。
刘湘从成都出发来到重庆，主要目的是接见七大银行负责人，亲自过问烟土统制政策的施行。
刘湘公馆就在周公馆隔壁不远，当晚就带着夫人来周家做客。
刘湘这辈子只娶了一个太太，是乡下裁缝的女儿，比刘湘年龄大3岁。她甚至连正式名字都没有，最初被称为刘周氏，后来刘湘发迹了，才请先生取名为周玉书。
“甫公，甫婆，恭迎两位大驾！”周赫煊笑着抱拳道。
刘湘连忙拉住周赫煊，握着手说：“感谢周先生啊，是你救了四川，救了我刘某人！”
周玉书拿出一个礼盒说：“感谢周先生！这是一点小心意，我亲手做的红苕粑，希望周先生不要觉得寒酸。”
“哪里哪里，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周赫煊笑呵呵的收下。
周玉书是典型的农村妇女，当了省主席夫人也不知道打扮，一身廉价的蓝布衫，脑后盘起农妇特有的“大粑粑”发髻，满手老茧，想必平时经常干杂活。
当然，谁也不能因此看轻她，周玉书可非唯唯诺诺的村妇，她还是一头厉害的母老虎。关键时候，周玉书能够带着佣人，手持擀面杖把不守规矩的家伙打括刘湘本人。
刘湘也曾寻花问柳，结果惹不起家中母老虎，渐渐变成了“耙耳朵”妻管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