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再回到老蒋出书事件上来，为什么没有身边的学者阻止他？
很简单，因为老蒋是“孤家寡人”。
我们来看史迪威写于1943年的日记，日记中的“花生米”代表常凯申，这是史迪威给老蒋取的独特外号，在美国泛指那些野心大而能力不足之人。
“很简单的饭菜，没有什么仪式，但是上帝啊！那种气氛。在这个至高无上的人面前，没人敢说一句话或发表一个观点……没有争论，没有提问，只有毫无表情的脸和冰冷的端庄举止。”
“花生米迟到了一个半小时，在仪式上他有些坐立不安……花生米身边的每个人又都成了石头，何（应钦）像雕塑般坐在那里，根本没有张嘴。”
《中国之命运》是由陶希圣代笔的，陈布雷也写了一部分。
这两位都是玩笔杆子出身的，怎么可能不知道此书的拙劣之处？纵使他们妙笔生花，奈何其中所有思想观点都是老蒋的，他们只能在老蒋提出的思想框架里面各种圆谎，那些似是而非、前后矛盾的论据论述，已经是陶希圣和陈布雷所能做到的极限了，至少还能迷惑到一些激进民族主义读者。
老蒋的可悲之处，不在于没人敢对他说话，而是没人对他讲真话。
咱们继续看史迪威的日记：“他证实了我全部的最悲观的观点，花生米其实算不上独裁者。他发布命令，每个人都鞠躬言是，但谁也不干什么。他了解中国**贪污的全部清空，但他没有治愈这一问题的力量……他也了解全部恶劣条件，但他做不了什么……他想成为一个合乎道德的君主，一名宗教领袖，一位哲人。但他没受过教育……他不爱听不快的事，于是所有人只讲他爱听的，不可能和他讲理……如果谁顶撞了他，他会勃然大怒……他大量发布命令，如同雪片一般，每个人都唯唯诺诺，他从不知道实际上做了哪些事。他害怕老百姓，怕人们议论，于是他竭力阻止他们讲话。这很愚蠢……他没有理由怕什么，让他们说好了。他也不必怕共党，他本可以利用他们。”
史迪威只是中国的一名匆匆过客，在中国没住多久，但已经把局势看得很清楚了：“战争之后，中国将会遇到极大的麻烦。花生米只明白他身边发生的事，而这个国家很大，他不可能完全控制。顽固、愚蠢、无知、专横、不容他人、不讲道理、无法说通、忘恩负义而又贪婪无比。”
我们前一章提到的石牌保卫战，老蒋虽然对外宣称是“中国的斯大林格勒战役”，颇有誓与国家共存亡、君王死社稷的慷慨决绝。但实际上老蒋吓尿了，他以为日寇即将攻破三峡、杀入重庆，他紧张到当着美国人的面，对汇报军情人员发脾气的程度。
史迪威在日记中是如此记述的：“在宜昌事件（即日军进攻石牌）中一片惊慌，他极为紧张，甚至将茶壶和花瓶摔到来访者身上。”
而让史迪威最无语且愤怒的是，远征军第二次入缅作战这么重大的事情，常凯申没有跟任何军政部要员商量。史迪威找军政部长何应钦开会讨论作战计划，何应钦表示一无所知，气得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显然，如果何（应钦）不知道，军政部里是没人知道了。那么，花生米同谁协商呢？同厨师，也许，或者是他的伙伴，上帝！这高于一切，这个自大的小东西（指老蒋）将决定几个国家的命运……这个伟大的独裁者，他让他的部队忍饥挨饿，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他以为他是主的化身，实际上他是个顽固的小蠢驴。”
常凯申是很难被人说服的，他在没有任何证据是轻易下结论，且不可更改。他在面对好消息和坏消息的同时，必然坚信好消息，即便所有线索都证明坏消息才是真实的，他依旧相信好消息。
对于这一点，史迪威同样深有感触。
在远征军作战问题上，常凯申的很多做法让史迪威匪夷所思，他只能请求宋霭龄和宋美龄去帮忙劝说：“花生米越来越不像是个独裁者，倒更像是个政治上的骑墙派。他除了树立个人声誉之外，没有什么权力，他的家人更了解这一点……花生米要比我所想的更加反复无常和怪诞。梅（宋美龄）总是说，他很难把握，他得出结论时不太考虑证据……她们（负责劝说的宋氏姐妹）已近乎精神崩溃，不能入睡。梅（宋美龄）说昨天夜里她祈求了他。梅对我说，她做了一切努力，就差杀了他。埃拉（宋霭龄）说，他在烦的时候就装出一副高贵的样子。”
所以周赫煊的任何建议，在老蒋那里都是无效的。
连宋美龄和宋霭龄都无法说服，更何况周赫煊了。别看在小事上，老蒋处处顺着宋美龄，遇到大事他半点都不会让步。
史迪威第n次离开重庆之前，特地来了周公馆一趟。他在周赫煊面前大吐苦水，抱怨一通道，“周，我已经快被你们的领袖逼疯了。他的所有军事命令，都不跟中**政部商量，而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讨论。上帝啊，难道他的办公室助理们，会比军政部的将军、参谋更了解战争？真是荒唐透顶，美国和英国的命运，居然就可能掌握在这个傻瓜手里！”
周赫煊笑呵呵说：“那不是他的办公室，而是侍从室，我们的蒋先生很复古的。在中国古代，如果皇帝不信任自己的将军和大臣，那么就会另设私人机构，比如清王朝的军机处。”
“见鬼的侍从室，我和中国的将军还不如花生米的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