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领导们正在上面讲话，大概是初到贵地，官僚们都收敛了自己的热情，一个人发言的时间也就是最多十几分钟。但架不住能有权力说话的人实在太多，一茬茬的领导发言就好像春天里的韭菜，似乎永远也割不完。
好在日本人开会讲话也是一样的冗长，两边凑到一起。倒也是相得益彰。一时间会议室里秃瓢与纸张齐飞，茶水共口沫一色，多少算得上是宾主共欢，其乐融融了。
只是日本人的发言多是假大空。强调个日中友谊，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今天天气哈哈哈——
而中方代表团的人则大多是称赞日本的发达与先进，好好的考察交流会，竟然办出了几分新年联欢会的气氛。
中方一群人早上九点到了石川岛播磨重工的总部。交流会一直开了两个半小时，到了十一点半话筒总算缓慢的旅游到了会议桌的末尾。宋云辉迫不及待的拿起话筒来，他的肚子里早就憋了一堆的问题，手上的笔记本也被无意识的翻烂了，就等着这个机会能够好好的请教一下日本人的造船技术。
“关于国际造船市场我有几个问题，希望能够向石川岛播磨重工集团的各位进行请教。”
话筒刚一拿到手里，宋云辉就迫不及待的打开手上的笔记本，将早已准备好的问题和盘托出：“世界上造船业市场有40目前都掌握在日本的船舶重工业企业手中，石川岛播磨重工起码掌握了全球份额的5以上，想必对船舶建造标准有很深的造诣。目前世界上比较主流的船舶标准是劳氏船级社标准。如何通过劳氏船级社的入级评价是我国造船厂面临的一大难题……”
宋云辉拿到话筒就开始滔滔不绝的提问，以船级社入级为切入点，问题涵盖了管理、技术和贸易的方方面面。中国虽然已经有劳氏船级社的入级案例，但目前尚且没有系统的质量管理体系。也就是说虽然能造出符合入级要求的船舶，但暂时没有推广和批量复制的能力，更多还是工厂管理人员高压主抓下的“精品”。
如何从苏式船舶建造体系向西方船舶建造体系转变，这是中国造船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关键一步。
宋云辉这番问题，可以说真是问到了关键点上。
而这也是日本人最不愿意见到中方拥有的能力，没有这个体系，中国就只能建造固定的几种船舶型号。摸不到门路想发展新的技术都找不到方向。可如果有了这样一个体系，中方就可以自行摸索更高技术含量船舶的建造能力，无非就是在这个体系下不断的投入资源而已。
石川岛播磨重工的公关经理连忙笑着站了出来，接过了宋云辉的这个问题。
“关于船级社入级的问题。我想中方大可不必担心。国际上除了劳氏船级社之外，其他国家也都有自己的船级社。比如说美国船级社和日本船级社，这都是能与劳氏船级社相比的有公信力的大型船级社，并不一定要只盯着劳氏船级社一家。如果中方有船舶入级的需要，我们可以提供更加丰富的服务。比如说帮助中方设计图纸，专业人员监督施工。代办船级社入级申请手续等。在这方面，我们日本人有着更丰富的经验，成本上交给我们会比中方自己来做要更节省，这是对大家都很有好处的事情……”
简单的说，中国目前的船舶建造体系虽然是继承自苏联，但也未必不能建造符合西方船级社标准的船舶。船型设计的图纸拿过来，按照图纸设计的技术要求去做就是了，总归能拿出合格的产品来。但在产品的背后，每个设计的深层原因、设计思路，质量体系背后的一道道计算公式，没有这些东西，就好像考试从别人那里抄答案，同一道题换个表述方式又是抓瞎。
可是话又说回来，石川岛播磨重工给出的答案，也确实是搔到了中船这些领导的“痒痒肉”。技术上这些东西如果委托给日本人，在初期确实是极大的减小了成本支出。现有系统不需要改变，改革的阻力和新技术导致的优胜劣汰危险自然就小了。
拿着日方提供的技术照本宣科的做出来，还不是一样的赚钱？何乐而不为呢。
真要说像宋云辉说的那样，整个体系从苏式转向西方标准，恐怕又要多出许多基础投资需求，年事已高的高工们是否还能接受新的知识体系，目前中船总公司的权力体系是否会受到冲击，这些东西都不能不考虑。
在场的大多数人，都是现行体系的“既得利益者”。当然不希望发生这种改变。
石川岛播磨重工的公关经理话音刚落，不等宋云辉提出新的问题，他的话筒就被人给抢走了。巴立德连连挥手，让人把话筒递到了他的手上。以勇于救场的英姿闪亮登场，热情的赞扬起日方的服务体贴入微，这才是为客户着想的态度。
“感谢石川岛播磨重工方面的安排，在贵方的方案中，我深切的感受到了想客户所想、急客户所急的精神。这种以客户为上帝的做法。值得我们中国企业学习啊。我们有些同志难免有些好高骛远，还没学会走就已经想着跑，若非是日本友人经验丰富，恐怕又要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
巴立德的位置不上不下，不是中船总部的领导，在下属企业中海西造船厂也算有点地位，正适合做这样的发言。
有些话上面的领导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