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是利益交换，黄一曦不承薛绿波这个情，懒得再应付她，薛绿波讨完功劳，也不想再面对黄一曦，踩着细脚高跟鞋扭着粗腰“咯噔咯噔”走了。
下雨天大理石，黄一曦有点替她担心，目光随着她的脚步走了一圈。
这样的天气下，黄一曦以为今天能来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肯定不多，没想到这一圈看过去，来的人还不少。
可惜的是，今天来的人大多都是张媚那边的人，黄一曦心算过，今天投票结果可能不容乐观。
说什么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都是胡扯。
那又怎么样，黄一曦暗暗下定决心，不管结果是怎么样，她都会进行无罪辩护，哪怕最后她和师父一样也得离开律师事务所，她也不会惋惜。
这世上不同的东西有不同的价格，有些动物主要是皮值钱，譬如说狐狸；有些动物主要是肉值钱，譬如猪；有些动物主要是骨头值钱，譬如人。
就算是一个懦夫，一生中也总有他坚持的一两件事。
就在黄一曦走神之际，突听一个轻佻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小曦儿？你现在毛长齐了，要捅天了？怎么没通知你的好哥哥我来凑凑热闹呢？”
黄一曦这几天听到所里很多律师善意或恶意的提醒和说服，让她不要做无罪辩护，因为基本上没有什么作用。
去会见陈大丫后黄一曦根据案情陈述和后来掌握的证据想做无罪辩护，她并没有想太多，而是认为理所当然，即使是骆法官给她分析讲解、吴青意对她耳提面命，她也没认为太严重，直到最近一段时间她查询资料和拉票时才发现，她果然太天真了，把无罪辩护想得太简单。
在黄一曦一开始的想法里，律师对检察官的控诉的罪有非罪、非此罪乃彼罪、罪刑的轻重有不同看法而按照自己的看法去辩护是理所当然的事，律师在刑事案件的作用也就是在这里。
尽管黄一曦也清楚，1996年《律师法》颁布之前，几乎没有律师敢做无罪辩护，那时与公检法叫板属于“政治错误”。
长夜如斯，所谓律师辩护，通常就是走过场。
但如今这个现象如今大有改观，不得不说，这与一代代律师愿以一己之力对抗钢铁机器脱不开干系，这几年律师界可谓群雄逐鹿，死磕派热闹，技术派严谨，体制派优势明显，勾兑派格外妖娆。
但是，了解得越多，黄一曦越明白只要想在律师界长长久久安稳地混下去，很少人会选择无罪辩护。
根据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13年全国各级法院共审结一审刑事案件95.4万件，判处罪犯115.8万人，全年依法宣告825名被告人无罪，无罪率仅为0.071。
根据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102.3万件，判处罪犯118.4万人，各级法院对518名公诉案件被告人和260名自诉案件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无罪率仅为0.066。
这可能是全世界律师最低的无罪辩护成功率了。
无罪辩护的阻碍首先来源自公安局和检察院，在两者眼中，公、检、法一条龙，也是三足鼎立，至于律师，就是一个反派角色，一个跳梁小丑，一个配合整场程序的龙套，甚至有公检人员训斥律师，你算什么东西，赏你一口饭吃你还不知趣？
除了公检的立场，律师做无罪辩护不说其他权力机关或权力人士的阻挠，更大阻挠就是吴青意前面所说的律师事务所的文件规定，许多地方律师协会“内部文件”都对无罪辩护进行限制，例如要向律师协会甚至司法局汇报，接受监督。这就使得律师无罪辩护有些束手束脚，会经常接到有关部门的“协调”电话。
除了以上原因，还有一层阻碍来自法院，法院顾虑除了怕影响公安机关以及随后的检察机关政绩，避免错案追究和国家赔偿，所以法院即使明知案件证据存在瑕疵，也往往将错就错，强行判决。
而二审的改判更是难上加难，因为二审法官做出无罪判决，法院内部有错案追究制，会影响一审的法官及法院的考核。
说做无罪辩护是捅天，这说法有点夸张，但并不过份。
这声音不用看黄一曦也知道是陈鲁光律师，陈鲁光个子不高，腰围不小，整个人看起来比年纪小。
“陈哥，今天怎么有空来所里？”
黄一曦没记错的话他已经好久没来了，“好久不见，您越来越福相了。”
陈鲁光哀怨地看着自己的肚子一眼，起码有五个月了吧，都看不到脚了，“唉，有本事的男人把别人的肚子搞大，没本事的男人把自己肚子搞大，你陈哥没本事呀。”
黄一曦咋舌，“陈哥，你要没本事的话我们岂不得得讨饭了？”
陈鲁光是律师界很有名的富翁，他的富裕并不来源代理费，而是投资不动产的目光，在很多人没看好房地产时，陈鲁光每走到一个地方，觉得不错的时候就扔下钱，买了几套房产，在限购政策还没实行的时候，他就在全国经济较为活跃的城市都有不止一套的房产。
除了不动产投资，陈鲁光也投资律师事务所，他现在手上有五间律师事务所，除了一间独资外，其他都是与人合伙，与人合伙的模式也大体相同，就是租了律师事务所，所里的办公室划地按平方价格租赁装修，有钱的律师可以选择自己要多大面积的办公室和装修风格。
所里的律师手上都有一张卡，要用复印机和扫描机，划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