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小公爷是觉得我监察部比定国公府要舒坦上一些，不愿意回府，还想继续在我监察部喝茶吗？”被人拥护着走出来的成敬看着还没有离开的徐永宁等人，笑容玩味的打趣道；
“走，快走！”看到成敬出现，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匆忙离开。
“老夫有那么吓人吗？”看着逃似的消失的定国公府众人，成敬摇头苦笑道；
而后，他冲着身后的众人，说道“告诉下面的人，详细排查所有军官，特别是和朝中武将勋贵们有关系的，严格排查。本官也不认为有人会谋反，但是却不想要那么多恶习难改的混蛋玩意。留他们在新军中除了给人添堵惹麻烦，别的一无是处。”
“是，卑职们一定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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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官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可是刚刚升官的商辂却很头痛。他可以说是接手了一个烂摊子，看似大型官办船厂不少，实际上还在正常运作，能够制造大型战船的船厂几乎没有。
摆在他面前的就是一团乱麻，让他无从下手。
好在商辂毕竟不是吃素了，很快就理出了头绪。他直接从工部将都水清吏司连同官员一同要到了新成立的海军指挥部，他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先动手整改南京龙江提举司管辖的龙江造船厂以及其他船厂。
说起南京的官办造船厂就不得不说一下它的历史。
在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以前，南京地区不仅建造了洪武年间朱元璋派团出使日本、高丽、占城、爪哇等国的海船，还建造了相当一部分郑和下西洋使用的包括“宝船”在内的大型海船。
如洪武十七年（1384）八月，朱元璋命郑遇春和胡海在“金吾诸卫”造海船。至明永乐年间，更出现了大量制造海船的记载：永乐元年（1403）八月，“命京卫造海运船”。永乐二年（1404）春正月，“命京卫造海船五十艘”。
尤其是永乐六年和十七年，出现命工部造宝船的记载。一次造48艘，一次造41艘。如此大规模的造大船，可以证明此时“宝船厂”已经设立。而作为明代规模最大的专造大型船舶的官办船厂，宝船厂的生产能力非常强大。据史料记载，仅永乐五年（1407），宝船厂就改造了海运船249艘，以备出使西洋诸国。
郑和下西洋之“宝船”，又称大舶、巨舶、巨舰、巨舟宗、海舶、宝舡、宝石船、宝舟、龙船、海船等。关于其体量，马欢《瀛涯胜览》、顾起元《客座赘语》、谈迁《国榷》、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明史·郑和传》以及《郑和家谱》等文献均有记载。其中，大号宝船长四十四丈四尺（一说四十四丈）、阔一十八丈，中号宝船长三十七丈、阔十五丈。
可以说，郑和下西洋时期的船舶建造技术，达到了当时木帆船时代的巅峰。宝船厂所造的海船，不仅排水量巨大，而且坚固可靠，经历了七下西洋的严峻考验，向世界证明了中国古代造船技术所达到的高峰。
因此，南京宝船厂遗址成为见证“郑和下西洋”伟大历史事件和中国古代远洋航海造船技术的最重要的遗产地。
依据《明成祖实录》资料，从永乐元年五月到永乐十七年七月，大明朝廷曾命令各地（包括南京）建造“宝船”21次，此后即不再有这类记载。
关于宝船厂废弃的时间，过去认为是明代嘉靖年间。其依据是明嘉靖年间《龙江船厂志》记载：“宝船厂匠二名。洪武、永乐中，造船入海取宝。该厂有宝库，故取拨匠丁赴厂看守。今厂库鞠为茂草，而匠丁之输钱者如故。”这一资料表明，至明朝中叶，宝船厂的厂库已经基本不再使用。
南京龙江造船厂底子不错，但是它旁边的卫河船厂的状况比龙江造船厂还要好上一些。
清时期，随着打印和漕运的兴盛，处于运河南北交汇之地的临清，依靠得天独厚的地位优势和人文环境，社会各项事业都得到了迅猛发展。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临清所处的地理位置都是非常显赫的。
在明朝用了迁都北京后，京师白费都依赖南方供给，每年要通过大运河调运数百万视粮食到北京等地，舟船作为一种水上运输工具，是漕运的基本条件。因而，漕船修建就成为了大明维系其经济命脉的重要国事。
因为地理环境优越，自大运河全线贯通，会通河与卫运河在临清交汇，临清一举成为了大运河上的交通枢纽。《漕运通志》记载，当时的临清称为‘漕挽咽喉’、“地据神京之臂，势厄九省之喉”、“西控燕赵，东接齐鲁”。自永乐迁都北京后，南方富庶之乡，北方政治中心，临清的地理位置显得尤为突出而重要。
其二、经济繁荣。当时的临清被称运河上的第一大码头，商贾云集，百货萃止，天下能工巧匠皆聚于斯。明吏部尚书王直《临清建城记》“财赋虽出乎四方，而输运以供国用者，必休于此而后达；商贾虽周于百货，而懋迁以应时需者，必藏于此而后通”。
另外，临清素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之誉。所以，临清不仅可以为船厂提供技术、物资方面的支持，而且还可以为船厂官员、工匠们提供吃、喝、玩、乐等精神方面的享受。
其三、军事重镇。据《明史·兵志》记载，“初，洪武二十六年定天下都司卫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