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飞等人尽了最大的努力，让铺天盖地的负面舆论对韩露的伤害降到最低。这位和韩露的矛盾曾经一度有公开化倾向的主管教练，此时坚定地站在了她的身后。有一部分新闻的视角转向“我们究竟能对运动员要求什么”的思考，但即使如此，也无法阻挡人们被“英雄陨落”，“明星背后的肮脏”这样的概念所吸引。
这件事在美国也引起了一些争论，并上升至刚开张没多久的中国花滑界重技术而轻艺术的急功近利的趋势所带来的严重苦果。
这涉及到背后的资金问题，花样滑冰是个很烧钱的项目，奖牌的数量又不多，很可能国家把大把的金钱投下去，连个水花都看不到。这样一来，资金势必会被削减。一旦资金得不到保证，练习的条件就会更加严苛。
花滑中心为了尽快拿出成绩，就只能选择这样的方式。至于艺术感受力，便只能依靠运动员的天赋了。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在这之中最为不幸的是，”美国女主持人难过地说，“结果只能让运动员一人承担。”
现在的每一天，是每一天——韩露已经没有办法说服自己无视这种糟糕的感受，这是她之前从来没有体会过的糟糕。
每一天，她的耳边似乎无时无刻不在响着同一个话题，即所有的运动员的竞技生涯都在他们的跟腱出现问题之后结束了，那些写新闻文章的人花了大量时间，运用了大量的细节，不厌其烦地对她分析她所面临的状况是有多么严苛。
她完了，他们知道，她也知道。但这还远远不够，他们要告诉她，她到底是怎么完的。
跟腱断裂的结果是什么？她当然知道，她怎么可能不知道。
但是，她内心却还有着一种盲目甚至幼稚的侥幸情绪——仿佛只要事情的影响她还没有真正感受到，她就可以说服自己是全世界最幸运的那个人——所有的选手都不复从前了，那又如何？那不是我，我不会成为那样的人。我会站起来。
“要不要考虑在这个时候退役？”——这句话刘伯飞几度想要对她说，却一直没有机会说出口。
他可以想象得出来，在事情彻底没有转圜之前，她不可能会轻易接受“放弃”这件事。
然而，在韩露手术成功，真正开始做帮助受伤的组织恢复的训练的时候，这种真实痛楚的影响已经在一点一滴地撞击着她用盲目的迷信乐观包裹着的内心。踝的背屈、跖屈、内翻和外翻，自行车练习与台阶练习……这些痛苦的机械性练习无一例外地在切实地磨损着她的信念。
所有的东西都压在了她的身上。
她恍然觉得自己像是置身于一个孤岛之上，离周围的世界越来越远，身边没有人会对她说实话。
没有人能够分担她的恐慌，温和地鼓励着她的医护人员不可以，那位美国专家不可以，赵之心也不可以。
这让她忽然见鬼地有些想念韩树华，在小时候那些在体操室同样艰难辛苦的日子里，她可以把这种痛苦的责任全体推到韩树华身上：就是你。她在心中嘶吼着，就是你！我讨厌这些东西！你做不到的事，凭什么让我来替你完成？我凭什么要成为什么世界冠军？这关我什么事？
是的，我凭什么要成为什么世界冠军？
退役——这些日子，这个字眼她已经看到了无数次，这让她不得不去想这个可能性。
是的，也许在这个时机退役是个很好的选择，至少应该比后来被全世界的人看着状态下滑，再不得不狼狈退役要好得多。
而且，如果退役的话，便也不必每天练习，不必再为了保持身材而控制饮食，可以和什么人谈恋爱，可以结婚，就像个普通人一样。
像个普通人一样。
忽然，韩露嘲讽地勾起了嘴角。
可是啊——
这么多年过去了，她从七岁长到二十八岁，在冰场上度过了人生的每一个关键性的重要阶段，这里是她的世界观形成的根基。她根本，根本，根本没有任何机会，去学着如何做一个普通人。
她像是被人骤然从飞机上丢下，身上空无一物，全然不知如何才能稳定自己。
一天的康复训练终于结束后，她在从整条小腿传来的压抑着的疼痛之下缓慢地，一点一点跪在铺着柔软地毯的地上，然后又慢慢低下头，用额头抵住了地面。她的身体被双膝和双肘支撑着，这种沉重的钝痛感比起她练习时受过的伤根本不值一提，却在狠狠地撕扯着她的全部意志力。
周围的空气，声音，光线，全都熄灭遁形。
当她的意识从黑暗之中慢慢升起时，她听到从自己的喉咙，或者是自己的内部发出的嘶嚎——不似是哭声，也不是单纯的发泄的尖叫，是混合了绝望，混乱，嘲讽，无助……在经过了长时间在内部封闭的发酵后倾倒出来的声音。
在国内的训练中心，教练组在正式协调处理江心与许浩洋的拆队事件时，也将韩露的退役纳入了考虑的范围内。在王西明看来，一个将来绝不可能再拿到奖牌的运动员，便等于是失去了继续从事竞技体育的资格。与其之后在她状态下滑后惹出更多的麻烦，不如让她现在便从大众的视野当中退出。
“她这些年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就，退役并不是件丢人的事。”王西明说，“她的名字会被写在花滑女单的历史上。”
刘伯飞沉默不言，他无法反驳王西明，他是正确的，不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