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七年八月丁巳，陕西巡抚胡廷宴疏言：临巩边饷缺至五、六年，数至二十余万。靖卤边堡缺二年、三年不等，固镇京运自万历四十七年至天启六年，共欠银十五万九千余两。各军始犹典衣卖箭，今则鬻子出妻。始犹沿街乞食，今则离伍潜外。始犹沙中偶语，今则公然噪喊矣。乞将前欠银两速发，以奠危疆，报闻。
天启七年十月丙申，甘肃巡抚张三杰疏言：平镇二千里长边，处处临外。以京运言之，节年累欠至七十余万，天启六年年例尚该银一十五万余两，西安等处欠银自天启元年至今共欠八十余万两。西兵利于马战，而库如悬罄，乞借给十万金以济。旨令带运欠数著户部上紧拨发，民运欠数行抚按查催，勒限完解，马价银两并与确核。天启七年七月壬午镇守宣大太监葛九思题：宣镇缺粮数月，乞亟催二运，以杜脱巾。
得旨：览奏，宣镇戍军待哺数月，向赖厂臣指纵节发京运以救湏臾。今京、民二运积欠二百九十二万九千有奇，饥军将何接济？着该部将京运不拘何项，先行凑发，以济然眉。其民欠着该镇抚、按速咨该省直抚、按严立考成，以完欠数目定大计，黜陟务守催额欠前解该部，都如议速覆行。
崇祯元年三月壬午，三边总督史永安会同巡抚延绥岳和声、巡按李应公合疏言：延饷积欠相因，自天启元年以前至天启七年共欠一百五十余万，致使各路军饷积欠至二十七个月。千里荒沙，数万饥兵食不果腹，衣不覆体，盈庭腾诉，麾之不去。间有脱衣鞋而易一饱者，有持器具贸半菽者，有马无刍牧而闭户自经者，有饿难忍耐而剪发鬻市者，枵腹之怨久酿，脱巾之変立生，此延镇缺饷之难也。
因臣部匮乏，或缺饷五、六个月，或至三十个月，岂不是二年半！
上问：三十个月是哪里？
臣对：是延绥。
东林有两大渊源，一是地方书院讲学，二是万历中期朝廷斗争中反首辅的官员，特别是吏部官员。
要说阶级代表性，那和诸多其它官僚派系的代表性没啥区别，地主阶级、商人而已，带不了一个“大”字。
另外还要考虑它的地域性问题。
其实万历时期的各地官员形成的政治派系多了去了。
常有人说东林“代表江南”，然而东林党的大本营在常州，一边有统合苏州人的昆山党，一边有浙党，皖南还有个宣城党。
可谓四面环敌。
谈迁《枣林杂俎》：万历末，朝士分党，竞立门户。有东林之党，无锡顾宪成、高攀龙、金坛于玉立等，废居讲学，立东林书院，而常镇人附之。有昆山之党，则顾天峻及湘潭李胜芳，苏人附之。有四明之党，则沈一贯，浙人附之。有宣城之党，则汤宾尹，而宁国、太平人附之。有江右之党，则邹元标；有关中之党，则冯从吾，各同省人附之。
冯尝督学山西，则山陕合。冯、邹又讲学相善，又江右山陕合也。经济史上所谓的江南指的是明代南直隶的应天、镇江、常州、苏州、松江等五府、太仓州与浙江的嘉兴、杭州、湖州等三府，统共八府一州之地。显然东林连狭义的经济江南都“代表”不了，更别说代表全国的地主阶级了。再来看一个具体例子。
缪昌期《自序》：朱烏程久棄鄕曲，輸肝吾黨。朱国桢一个浙西湖州人，来参加东林都被常州府江阴县人缪昌期说成是“久弃乡曲”背叛家乡，可见真东林所出的地域范围是很狭窄的。当然，东林初起时又有以讲学会友的一面，所以是可以一定程度上超越地域性的。那么除了常州一带之外，出身其它地方的那些往往被称为“东林”的官员又是什么来头。
文秉《先拨志始》：蓋門戶之局，胎兆於婁東，派岐於四明，釁開於淮撫，而究以國本為歸宿。其為東林者，則羽翼國本者也。其為四明者，則操戈東林者也。外此，則秦、晉、齊、楚、西江稱強，然聲應氣求，要不出此二者。左右分袒，元黃互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秦人、晋人、江西人是东林的传统盟友，不过也只是“外此”的盟友而已。齐人经常联合浙人，与楚人并称三党，但楚人也曾经与东林合作。
黄尊素有句话说的很清楚：晋人争巡抚，先生语太宰曰：“秦、晋、豫章，同舟之人也，用考功而豫章之人心变，参卹典而关中之人心变，再使晋人心变，是一鬨而散之局也和秦、晋、江西“同舟”的是谁。
就是狭义的“东林”在政治上的势力。
这个真东林不过是诸多派系中的一个而已。
既然秦人和东林经常站一条线，什么“西北多加赋东南不收税”的荒谬性就更明显了，否则他们还不自己打破头。
一般而言，对党争中派系成员的描述可以分两种的，一种是自己表示的认同，另一种则是政敌的划分。
很多人自己没有去东林书院讲过学，东林人也没有说过他们是东林，但在政敌眼中他们就是一伙儿的。
至于阉党炮制的那些东林名单，更是以罗织罪名的方式，把反对自己的人都挂进去，最后扩大化到连顾秉谦都上了榜，并不能反映真正的派系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