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不会在数目字上管理，实际上确实是不可能，因为没有那技术条件。
其实朱重八的后代找到了那个时代最好的办法“用贪官治贪官”，就像嘉靖、天启皇帝一样，让权臣去弄钱，腐败严重了就杀掉一批，再换一批上来。
西欧封建社会没这问题，领主管农民，国王只能找领主要赋税，领主不用贪污，因为农民的地租本来就是他的。
同时也意味着西欧君主权力弱小，国家也不强，必须跟领主分权。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也基本延续这种治理思路，政府管的越少越好，管的越少代理成本自然也越少。
如何消除腐败，中国传统社会寄希望于德治、贤人，实践证明完全破产。
后来又有一种“制度神话”，这是西方人近代以来给弄出来的，通过一种制度设计，加上人人为己的基本假设，就可以通过监督制约消除腐败。
全部消除肯定不可能，至少在成本没有增加多少的情况下，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但是，这只是一种假设，有生活经验或者有一点点博弈论知识的人都可以明白，这种假设在现实中不存在，参与博弈的人轻松可以把设计制度时期待的对抗博弈变成合作博弈，而且随着博弈次数越来越多，合作默契必然会建立。
后世欧美许多两党制度的国家早就在一百多年的博弈中形成了默契，垄断了美国政治所有资源，把普通老百姓想改变的努力扼杀在摇篮中。
国会、政府、法院和社会组织、企业之间也形成了很多腐败的潜规则和默契。
国会两院的议员，特别是位高权重的参议员，设计之初就是让他们代表各州人民监督联邦政府，可是现在后来变成了联邦政府、企业之间的腐败掮客。
参议员和众议员有两种不同层次的腐败，低层次的腐败就是多报花账，高层次腐败就是用自己承担的职务，为企业谋取利益。
联邦和州两级议会的议员都拥有很多权力，特别是其中一些长期担任议员的，掌控着法官和很多国家机关关键职务的提名权，掌控着监督政府部门的权力，围绕着这些资深议员形成了复杂的腐败和利益输送网络。
在社会生产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搞监督部门、监督人员、监督制度，不是没有作用，而是作用有限。
随着时间进行、博弈次数增加，都会慢慢失效。
举个博弈论的经典例子：囚徒困境，如果两个罪犯是第一次被抓，第一次被隔离讯问，他们都会倾向坦白，让警察获得最大胜利。
但是，这两个罪犯是惯犯，几十年了都一起做案，经常进警察局，还能指望囚徒困境会起作用？
搞三权分立起不到作用，其他监督机制的作用也会随着时间递减。
根本解决腐败问题只能依靠生产力水平、科学技术的升级。
打个简单的比方，让税务人员挨家上门收税，肯定贪污严重，让商家都装上税控收款机，贪污自然减少，不用什么教育、也不用搞人盯人的制度建设。
假设用现代技术条件穿越到明朝管理国家，贪污的空间就被压缩到很小。
全国土地精确丈量、还有卫星天天在天上测绘，各地有什么水旱灾害中央政府都能知道得清清楚楚，土地产量也能精确预测，官员还怎么贪污？
现代社会还有贪污，最大的原因就是很多交易（产生财富的土地）中央政府没有掌握，一旦所有的交易都电子数据化了，而且处在政府监控下，贪污自然消失。
那时候问题就变成了如何避免中央政府拥有绝对权力后的绝对腐败。
最后，腐败不促进经济发展，却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副产品，只有政府监控之外的新交易形式不断出现，才有经济增长。
腐败必须被控制在不损害公平竞争的程度范围内，不要幻想有什么办法彻底消灭腐败，任何反腐措施都要考虑社会成本，像朱重八那样就是过分而徒劳的。
韦宝没有这种手段，他弄不出高科技，就算要想在自己在大明的时期，从现在开始算起，再过十年，他也顶多是让蒸汽机普及而已，跟工业化革命的关联都不大，更别说与现代科技相关联。
这些衙门官员不能回家，他们的家人们一开始都守在门口，时不时的来一下，来问一问到底现在是什么情况了？
在韦宝的指示下，差役们会让这些人的家属透过衙门大门往里看一看，两千多人将衙门大院挤得满满当当，但并没有出事。
现在，因为在任官员们闹起来，所以韦宝干脆让人将都察院和大理寺的两头街道都封上了，在两处衙门大门口都牵起了用来警戒的绳子。
等这些人闹的时候，不准任何人靠近衙门大门，等这些安静的时候，允许个别家属轮流来看一下情况。
总之，虽然是只准进不准出，但是外界不是完全不能了解都察院和大理寺衙门大致是一个什么情况。
韦宝一直等到半夜才睡。
大清早的，一帮在任官员和其他人又闹了起来。
韦宝在忍受煎熬，他们的煎熬则更加严重。
韦宝搞清楚了，最带头的东林御史叫沈和哲、闹的比较凶的东林官员叫郑秀华，阉党官员叫徐尚景。
沈和哲是一个清流官员，没有什么大能力，但好像真的很清廉，四十多岁了，仍然是一个人，连家室都没有，一直在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