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如辽东旧兵七万额，今已不听调度，乃成辽左三桂私兵之势，旧时饷近七十万，每增新兵十三万，岁饷便至五百余万，乃自辽沈既陷，河西官军精忠报国能几？
兵数相悬，未归朝廷，即称外关角羊有恙而不至，假使辽兵全在，饷银安入谁人腰包？
朕又闻十五年发去陕西赏银二百余万，策在剿匪，然荷戈军士未沾，文武私囊半满，平添朕昏聩之过，西北积余亦送贼手，又有何益。
朕每念之痛恨，见今各衙门候发帑银，恐仍前毙，多发何益？
今朝西北危存战局，帑金需朕亲发，自今日起，内帑、国库动发分毫，皆需朕之，厂卫监察百官，贪内帑、国库者，尽诛九族，绝不姑息。
朕思前想后，每感社稷之重，决议增四地粮仓，东可抵蓟屯之地，西可至宁固双关。京师、南京、大同、济宁四地，年末以前，粮仓需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