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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和六年八月，赵佶以收复燕云失地为由，颁布诏书，大赦天下。
赵佶在诏书中说：
禁暴者以不杀为武，本仁义以行师；域民者以博爱为公，兼威怀而示德……
赵佶之所以颁布这道诏书，是因为，鉴于目前宋、金、西夏之间紧张的局面，赵佶想通过这道诏书向金国、西夏以及刚刚灭掉日本的水泊梁山传达以下几个消息：
第一，大宋收复燕云地区，仅仅是为完成一种历史使命；
第二，除了收复燕云地区外，大宋对其他地区没有任何兴趣；
第三，大宋希望从此以后与邻国保持和平友好的关系。
赵佶的这番政治用意，在金国似乎并没产生什么反应，也没有任何回应。也许是因为金国上下全都很繁忙，没有人注意到赵佶的这份诏书。或者是有人看到了，但毫无深入解读的兴趣，因为此时金人对赵佶已经很不信任了。
西夏也没有回应赵佶的这番政治用意现在，西夏已经为金国马首是瞻了。
同样的，水泊梁山也没有给赵佶回应水泊梁山正在全力消化九州八郡，顾及不上赵佶一道小小的诏书。
对于三个邻邦的反应，赵佶很失望，也很惶恐。
赵佶觉得他应该做点甚么，以改变大宋目前不利的局面。
于是，赵佶对于宋国的高层做了一些调整。
赵佶提拔白时中担任特进、太宰兼门下侍郞即右相，提拔李邦彦担任少宰兼中书侍郎即左相。
不久，赵佶又任命赵野为尚书左丞、翰林学士承旨宇文粹中为尚书右丞、开封府尹蔡懋同知枢密院。
这些人，再加上领枢密院事的蔡攸，一起构成了宋国高层决策团。
白时中是寿州寿县人，登进士第，历任吏部侍郎、尚书右丞、中书门下侍郎等要职。政和年间，他曾担任过春官，负责编辑地方上奏的各种祥瑞。他做事很认真，当无法用文字来描绘那些祥瑞时，他就用图画来表述。他呈送的《政和瑞应记》以及《赞》，曾获得蔡京好评，赵佶也很喜欢，后来他便以此平步青云。
值此关键时刻，赵佶让白时中这样只懂得献媚的文人出任宰相，这只能说明赵佶的用人之道的确存在着问题，这也就难怪北宋会灭亡了。
左相李邦彦，即所谓“李浪子”、“浪子宰相”，也不是什么能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既倒的人物。他长相很俊朗，文采很好，生长市井，应对便捷，善调笑谑骂，能踢蹴鞠，经常以街市俚语为词曲，人争相传唱，自号李浪子，他曾说自己要“赏尽天下花，踢尽天下球，做尽天下官。”
李邦彦见总领三省的太傅王黼虽然已经失宠，但还没有去职，遂私下里悄悄与蔡攸密谋，打算弹劾王黼。
王黼失宠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他当政以后，宋国的情况每况日下，比如他推行的夫役钱搞的怨声载道，不过最重要的原因却是赵佶发现了王黼与梁师成居然是邻居，而且两家还有便门想通，换而言之，这一内一外两个重臣相交太密切了，有瞒上欺下的嫌疑。
任何朝代，大臣与内侍相交结都是犯忌讳的，皇帝对此皆是相当敏感。
朝官不得交结宦官，宦官也不宜与朝官交结，这是宋代防范宦官专权的一条重要原则。
按照规定，两者若相互往来，将受到惩处。
然而，宋徽宗时期，特别是宣和以来，宦官与朝官相交结，已经成为一种普遍风气，士大夫几乎无不奔走于宦官之门，已经相习成风，皆以附内侍为荣，但凡权势显赫的宦官，无不门庭若市，他们各立门户，公受货赂，以贩鬻官爵，只不过以前心思全都在书画和道家上的赵佶并没有注意到这些事罢了。
赵佶对王黼很失望。
当初，赵佶力排众议，破格提拔王黼，可以说对王黼是寄予了厚望。
赵佶给王黼的待遇也最高，不仅赐给他宅邸，还亲自给他的宅邸命名为“得贤治定”，甚至又亲自给他题写了“载赓堂”、“膏露堂”、“宠光亭”、“十峰亭”、“老山亭”、“荣光斋”、“隐庵”等七块碑额。
王黼与粱师成在赵佶面前很会表演。
王黼才智出众，能言善辩，既善于揽权敛财，又善于巧言献媚，逐步赢得了赵佶的信任。
而梁师成则是另一种风格，他愚讷谦卑，老实厚道，不能说不会道，但他善于察言观色，处事老道，也深得赵佶的宠信。
近几年来，王黼和梁师成在赵佶面前一唱一和，阳奉而阴违，赵佶觉得他二人把自己害惨了。
不久，年仅三十五岁的御史中丞史何栗挺身而出，他上疏弹劾王黼，连奏七章，列举了王黼奸邪专横、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巧取豪夺、骄奢淫逸等十五条罪状，请求朝廷罢免王黼，并按律治罪。
王黼的政治嗅觉很灵敏，他感到形势对自己越来越不利，于是在十一月初，他主动上章请求致仕，他在奏章中说：“陛下用臣不为不尽，任臣不为不专。缘臣薄祐，取戾阴阳，内积忧虞，外伤疲敝，扪心自悼，吊影生嗟，获戾天人，莫之可逭。倘许尽还印绶，退即里居，脱身于风波汹涌之中，收功于桑榆衰蹇之域，人非鬼责，少缓颠隮，永言此恩，是为终惠。”
赵佶很快便批准了王黼的请求，他在御笔中写道：“王黼陈乞致仕，其应恩人数、朝谒礼数等，一切并依蔡京例施行，仍给节度使俸”。
这年，王黼四十五岁